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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成功經驗的邏輯
2019年08月25日 08:3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 作者:蔡昉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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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732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一新時代“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①

    一、引言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總結40年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成功經驗,尤其需要在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的統一中,從不同的方位或視角講好中國故事。

  當人們說起中國經濟改革的起始時間,一般都是籠統地說20世紀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以兩個標志性的事件發生的時間點為準,應該說中國經濟改革始于1978年。第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黨的思想路線,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理論基礎。第二,幾乎在同一時間,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家農戶,決定摒棄生產隊大呼隆式的勞動方式,實行包產到戶。這一形式被稱作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隨后在全國得到推行,并導致人民公社體制的廢除。這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初突破。而小崗村的顛覆性制度創新,也就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先行實踐。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也是同時發生的。1979年4月,鄧小平首次提出開辦“出口特區”,同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和汕頭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建立出口特區(后來稱作經濟特區),標志著對外開放的開始。初期的對外開放還帶有實驗性和地域性,先后從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入手;及至20世紀90年代,中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做出努力,開始全方位擁抱經濟全球化。可見,中國的經濟改革是開放條件下的改革,對外開放也在改革過程中得以推進,國內經濟發展與融入全球經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②

  由此算來,從1978年到2018年,改革開放恰好歷經40個年頭。如果把孔子的名言“四十不惑”用在這里,首先是說40年的成功實踐確定無疑地證明了這條中國特色改革開放道路的正確性;進一步引申,這也是說40年是一個值得認真總結的時間點,以使我們對改革開放的認識上升到更高的理論層面,從而更好地指導未來的改革實踐。與二十弱冠和三十而立相比,四十不惑意味著我們已經積累起豐富的史料、案例和文獻,有條件更深刻地對中國經濟改革進行反思與前瞻。

  很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改革過程進行了描述和總結,有些限定在特定的專業領域,③也有的試圖做出全過程的敘述,④還有的是就某一類關鍵問題,如改革時期生產率提高與否等問題進行研究。⑤總體來說,國外經濟學家的研究在國際經濟學界具有廣泛性的影響。然而,這些研究一般而言有著一些明顯的不足。除了因遠離事件發生地點以及信息不充分造成對事實的誤讀,從而做出對趨勢的誤判之外,主要的缺陷是把西方主流理論套用于中國,以某種既有的圭臬比照中國實踐,用新古典教條解釋中國經驗。

  這樣,要么否認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屢試屢敗地做出悲觀判斷,⑥要么把中國經驗視作特殊案例,否定其一般意義,⑦或者將其一般意義引申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共識(如華盛頓共識)上面。例如,許多經濟學家不愿意相信社會主義可以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可行性,因此,承認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成功,必然得出這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成功的結論。

  張五常堅信中國的改革是走向資本主義,以很早就預測到中國會走向這條道路并且“成功”而自詡。⑧黃亞生則把中國改革概括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⑨按照似乎不言自明的邏輯,與之相符的就是改革成功的原因,與之不相符的則被作為對改革情景做出悲觀判斷的依據。依據類似的框架,一部講述中國改革的著作則干脆在推崇中國經驗的同時,將其總結為“如何走向資本主義”(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他們認為,中國的這一經濟轉型是哈耶克“人類行為的意外后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⑩

  哈耶克在歐洲傳統上的兩分法即人類社會現象包括與人類行為無關的自然結果以及作為人類設計的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處于中間位置的現象,即人類行為的意外后果。(11)撇開這種三分法的一般性價值不論,以此來解說中國經濟改革,把千千萬萬當事人(城鄉居民和勞動者、企業家、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具有相同目標和相同激勵的制度創新活動視為無物,既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態度,也頗為接近教條主義的方法論。因此,這種解釋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改革取向和過程,由此得出的經驗也容易誤導可能的學習者和模仿者。

  的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起初并沒有一個藍圖,甚至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也并沒有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然而,鑒于改革開放以提高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為目標,所以,改革在每個階段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改革推進順序和過程等方面,邏輯線索是相當清晰的。因此,我們按照“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相統一”的思想方法,(12)來回顧總結改革開放歷程,更容易得出既符合歷史事實、又具有內在邏輯自洽性的結論。

  經濟發展是一個有始有終、由表及里、內外結合的完整過程,而非許多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相互獨立過程的簡單拼接。首先,任何一個空間單位(國家或地區)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的經濟水平和結構狀況,都是以往發展的結果,也是未來發展的起點。從何而來、經何而至決定了今天的面貌,對今人來說已經無可選擇。但是,現狀如何以及如何認識今天,卻可以決定未來;懂得過去又是認識今天的必要條件。選擇至關重要,而正確的選擇取決于對歷史和現實的正確認識。其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又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經濟環境中發生的,不可避免與外部世界產生彼此依存和互動的關系。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既是其對外部世界認知的結果,本身也可以成為增進人類知識的公共品。

  探尋對于國家興衰和后進經濟體如何趕超先行經濟體的答案,是經濟學家孜孜以求、樂此不疲的永恒課題。歌德借《浮士德》中角色之口說,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也是最為成功的制度變革和制度創新,最終將以14億人口完成由盛至衰再至盛的完整歷史演變,而成就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偉大奇跡。正因如此,中外各領域學者做出大量的研究,從各個側面予以解說和分析。以正確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對于既往的認識予以更新和進一步抽象,也是在改革開放四十不惑之際理論工作者應有的責任。

  本文的宗旨是避免盲人摸象式地把中國經驗碎片化。寧可犧牲面面俱到的性質,而立足于把握和提供一個盡可能邏輯完整的闡述和分析框架。在參考借鑒相關成果的前提下,從實際經驗出發,本文以闡釋改革之前錯失趕超機遇作為背景鋪墊,按照理論與歷史相結合的邏輯簡述改革過程,進而嘗試回答:給定中國經濟改革的初始條件,一旦解除體制束縛,要素積累水平、配置效率,從而潛在增長率得到了怎樣的提升;中國經濟到達的發展階段,如何改變其增長驅動力,通過哪些方面的改革可以取得新的增長動能,如何推進這樣的改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很多方面看無疑具有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變遷性質,同時又具有鮮明的自身特色。中國作為一個經歷過經濟發展諸種類型和階段,依次解決了一系列經濟發展面臨問題的樣板,成為一個關于改革、開放、發展和分享的經驗寶庫。因此,從事中國研究的經濟學家,也有責任成為這一成功故事的講述者,將這些經驗升華為理論,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對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話語轉換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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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蔡昉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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