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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的產能合作效率研究 ——基于24個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數據
2019年06月17日 08:32 來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年第12期 作者:杜龍政 林偉芬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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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研究目標: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產能合作效率。研究方法:基于2003~2015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24個國家OFDI、進口、出口、研發資本存量等數據,分析逆向效率溢出的門檻效應。研究發現:OFDI的逆向效率溢出具有典型的單門檻非線性特征和顯著的正效應,中國整體上進入跨國產能合作高效率溢出階段;OFDI與研發投入、進口共同成為提升地區產能合作效率的關鍵。研究創新:首次運用Hansen非線性面板門檻模型,甄別影響跨國產能合作的關鍵因素,分析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OFDI的產能合作效率問題。研究價值:為各地區、各部門提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產能合作效率提供決策依據。

  關鍵詞:“一帶一路”/ 對外直接投資/ 產能合作/ 逆向效率溢出

  作者簡介:杜龍政,內蒙古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林偉芬,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研究中心

  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新階段,國內出現大規模的制造產能過剩和資本過剩現象,使得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進行大規模投資和產能轉移成為必然。據英國投行Grisons Peak數據,2017年前11個月中國企業在海外物流行業收購總額高達322億美元,遠超2016年全年的129億美元。2017年摩根士丹利預計未來10年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計約1.2萬億美元。中國對資源豐富國家的直接投資,并未產生對OECD成員國的擠出效應(姚樹潔等,2014)。所以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資源豐富地區的投資,會較少引起與西方國家的摩擦,近幾年中國對其投資進入快速擴張期,沿線國家、地區也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如2017年中哈雙邊貿易額180億美元,同比增長37.4%,2017年底中國累計對哈投資存量超過430億美元。中國與中東歐國家“16+1”合作達到新階段,于2017年發布《中國一中東歐國家合作布達佩斯綱要》,中東歐迫切需要中國投資以進行基礎設施現代化改造,因而可成為中國企業進軍歐洲市場的重要跳板。

  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積累起了豐富的基礎設施建設經驗和完善的產業鏈體系,具備了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現實基礎;可以通過產業鏈延伸,推動沿線國家的工業化發展,將其納入我們的產業鏈。中國具備了三大優勢:龐大的統一市場、完善的供應鏈體系、互聯互通的經驗,這三大法寶使得我們成為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天然領導核心,能夠創造出極強的向心力,構建起輻射全球的供應鏈網絡。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不僅僅包括路橋等硬件設施,還有互聯網商業的基礎設施,這兩方面中國都走在了世界前列,成為推動工業化輸出的支撐平臺。“一帶一路”倡議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創造了良好的國內外條件,能夠將我們的工業化經驗輸出到沿線國家和地區。中國各地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既可以從發達國家獲取所需研發型資產,以利用其豐富的研發高素質人力資源及專利積累的優勢;又可以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的產業鏈延伸和產能轉移獲取生產效率提升的優勢,以充分利用其豐富的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等。

  已有文獻研究了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促進了本國本地區生產率水平的提升,但是較少涉及中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這種投資是否也能夠促進母國產業鏈的效率提升?而這恰恰是我國企業走出去的理論基礎,尤其是現在處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中國崛起產生警覺,對我們的技術封鎖、投資封鎖、貿易壁壘逐漸升級,向發達國家直接投資遇到阻礙的關鍵時期,面向“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40年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我國自身也處于一個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的歷史拐點期,“一帶一路”倡議既是對沿線國家的巨大發展機遇,也成為我們產能轉移、提升產業鏈效率的良機。我國各省份如何結合“一帶一路”倡議,實施有效的對外投資布局,以推動自身產業鏈效率的提升,成為地方政府和實業界密切關注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研究各省份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直接投資,是否提高了本地的生產效率,是否存在逆向效率溢出,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等,這對于地方政府政策的制定、決策的科學化極為重要。

  一、產能合作路徑及逆向效率溢出機理

  1.OFDI逆向溢出文獻綜述

    對于OFDI的知識溢出問題,歸結起來分為兩類,對于研發密集型發達國家的投資,獲取逆向技術外溢,進而提升本國的技術水平,屬于技術尋求型對外投資;投資于發展中國家,則屬于效率尋求型對外投資。下面按照母國與東道國是不是發達國家,可以分為四種情形(見圖1):東道國是發達國家的Al、A2兩種均為技術尋求型對外投資,東道國是發展中國家的Bl、B2兩種均為效率尋求型對外投資。  

    第一種情形,母國與東道國均為發達國家的,一般認為OFDI逆向溢出顯著,這樣的文獻最多(Borensztein等,1998;Hansen,1999;Fosfuri和Motta,1999;Lichtenberg和Potterie,2001;Driffield等,2008;Branstetter,2006,Driffield和Chiang,2009;Bitzer和Kerekes,2008),被投資國對母國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為正,母國研發投入越多,獲得逆向技術溢出越多。Driffield和Chiang(2009)以英國為例,指出從英國國內行業向國外跨國企業的技術溢出是存在的,但這種逆向溢出效應局限于研發密集度高的行業,且產業越集聚,這種效應就越明顯。Branstetter(2006)從企業層面分析了日本與美國公司之間雙向外溢效應的存在,即日本對美國的OFDI不僅對美國本土企業存在逆向技術外溢,而且對母國企業同樣存在逆向溢出效應。獲得逆向技術溢出的基礎是自身具備了一定的研發能力,且持續投入多年。

  第二種情形,母國是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是發達國家,觀點存在差異。Teece(1992)、Fosfuri和Motta(1999)驗證了發展中國家OFDI存在逆向技術溢出效應。Pradhan和Singh(2008)研究了印度汽車產業的OFDI后發現,存在顯著的逆向技術溢出,但不能證明提升了母國技術進步。Chen等(2012)、李娟等(2017)的研究也證明了東道國的技術資源對發展中國家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獲取有正向作用。Dierk(2011)對1980~2005年33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研究也證實了OFDI逆向溢出,發現存在國別差異;Bitzer和(2010)發現非西方七國的OFDI對國內生產率還有顯著的負面效應。

  第三種情形,母國是發達國家或地區,東道國是發展中國家,OFDI逆向溢出顯著。Driffield等(2008)利用英國OFDI的逆向溢出效應,分為對高勞動力成本、高R&D密集的東道國投資(技術尋求型)和對低勞動力成本、低R&D密集的東道國投資(效率尋求型),發現二者均能促進英國生產率的增長。Driffield和Chiang(2009)利用1995~2005年的數據,研究了中國臺灣地區對中國內地的投資,實證表明顯著提高了中國臺灣地區生產率,因中國臺灣地區的勞動力成本顯著高于中國內地,屬于效率尋求型對外投資。

  第四種情形,母國、東道國均為發展中國家,該類研究較少,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這種溢出就較為困難,因為投資方的學習能力差,被投資方的知識溢出也差。但如果母國某些產業具有領先水平,則與第三種情形類似,可以獲取效率溢出。這對于我國較為適用,我們某些產業已經具有領先水平,而且正在大規模展開海外投資。無論是對發達東道國還是發展中東道國的投資,印度汽車產業的OFDI均獲得了顯著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

  中國針對“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的投資,多是基于產能轉移、產業鏈整合以獲取效率優勢的目的。那我們有必要驗證,中國是否從這些國家獲取了逆向效率溢出呢?這就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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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杜龍政 林偉芬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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