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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產權法律變遷的基本面向
2019年06月17日 07:5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 作者:吳漢東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中國知識產權法律理論和實踐,經歷了從移植、引進到自立、創新的過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從基本國情和發展需要出發,準確把握制度屬性功能,塑造法律價值目標,建構法治與發展運行機制,能動地進行制度轉化和法律精神再造,實現了知識產權法律本土化。與此同時,一方面積極應對法律現代化發展中的多元性、階段性、風險性、非現代性問題,通過知識產權的制度創新以促進知識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有效應對法律一體化格局中的多樣化、碎片化、單邊化問題,參與知識產權全球治理體系建構,成為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新動力。中國在知識產權法律本土化的基礎上,開辟了自己的法律現代化實現方式和法律一體化選擇路徑,其法律變遷的基本面向具有豐富的創新內涵和明確的實踐導向。

  關鍵詞:知識產權/ 法律變遷/ 本土化/ 現代化/ 一體化/

  作者簡介:吳漢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文瀾資深教授

  中國知識產權法律與改革開放并肩前行。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先后頒布了《商標法》(1982)、《專利法》(1984)、《著作權法》(1990)、《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等法律法規,建立了知識產權法律的基本框架。自21世紀以來,修訂、完善法律規范,建構公共政策體系,倡導創新文化養成,中國知識產權法治建設出現新的局面。中國僅用了三十余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知識產權法律發展上百年的歷程,其法治建設成就舉世矚目。時任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阿帕德·鮑格胥博士在回顧該組織與中國合作時指出,“在知識產權歷史上,中國完成所有這一切的速度是獨一無二的”。①從法律移植到法律生成的過程中,知識產權在中國出現本土性、時代性和國際性的諸多問題并產生相互沖突。中國知識產權法律變遷,首先是對外來制度進行“內化”和“吸收”,實現移植法律與本土國情的契合性;同時,致力于制度創新以推動創新發展,保持法律與時俱進的先進性;此外,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體制之中,遵循甚或推動國際保護規則的普適性。以上即是本土化、現代化和一體化的知識產權法律問題,也是知識產權與創新發展和國際貿易有關的重大國內、國際話題,有必要在中國語境下作出學術解讀。綜觀中國知識產權法律變遷,無論是思想建構還是實踐導向,都有別于“西方中心主義范式”和“國際主流學術思想”,而是在吸收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注重本土理論創新和制度變革,逐步從移植、引進走向自立、創新,展現了本土化、現代化、一體化發展的基本面向。

  一、知識產權法律本土化問題及其克服

  法律移植是近現代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立法活動的重要路徑。對外國法制或國際規則的制度引進,需要立法者作出理性選擇,但更需要整個社會進行制度吸收和文化改造,即在“法律本土化”運動中使外來法律在本土環境得以內化生成。不同時期的不同國家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社會條件和環境構成。一些發達國家知識產權法律雖然也是“制度舶來品”,但實質上卻是“法律變革和廣義立法的一種表達方式”。②在法律制度的歷史上,發達國家是知識產權法律最早的推行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知識產權立法及其變動往往受到外部壓力的影響,而不完全是基于自身發展需求。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法律移植時,必須進行本土改造,讓外來的知識產權法律經過合理處理和嫁接,繼而在本國被理解和消化,使其能融于本國社會運行機制和國民精神理念之中。外來法律和本土國情的契合性,即是法律本土化問題。

  知識產權法律本土化目標,在于實現預期的法律效益和政策目標,避免出現“法律移植中的遞減效應”。③這種遞減效應的成因,既有法律價值理念、法律原則、法律規范內容等法律因素,也有經濟技術水平、市場環境、文化環境等社會因素。中國知識產權法律本土化,存在著中國問題的特殊性:一是制度經驗積累欠缺。一般而言,在不出現外來壓力的干擾下,一國根據自身發展狀況和內生制度需求來移植法律是最為適宜的。在知識產權法制史上,發達國家根據本國的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發展需要,曾對知識產權制度作出選擇性安排,無論是保護對象、保護方式還是保護水平的相關立法,其法律變遷是長達數百年的漸進過程。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知識產權法律移植的同時也是知識產權保護標準一體化的節點。在現代國際貿易體制中,所有國家都必須按照國際公約規定高水平地保護知識產權,因而發展中國家已喪失了制度成長的必要準備期和過渡期。在缺乏制度理性沉淀和制度經驗積累的情況下,知識產權法律移植有可能產生法律實施效益不足的“制度化風險”。④二是法律精神構造不足。知識產權文化既是一種具有“個人本位”“權利本位”的私法文化,也是一種“尊重知識、崇尚創新、誠信守法”的創新文化。法律本土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本土法律精神構造,即以法律文化為法律制度奠基。⑤發達國家知識產權法治經驗表明,以私法精神作為法律制度構造的基礎,從而達到私權理念與私法制度的高度契合。而發展中國家在法律移植之初,多數民眾對知識產權法律的關注是松散的,且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來作出反應,例如對盜版、假冒等侵權行為的容忍態度以及存在的侵權復制品消費群體。這說明本土傳統文化對外來法律往往缺乏認同,從而導致知識產權法律與現行社會的脫節或背離。在知識產權法律移植中,我們引進了制度規范、法治模式的“硬件”系統;但需同時植入制度經驗、法律精神的“軟件”系統,才能達致法律本土化的目標。

  中國在知識產權法律移植并本土改造的過程中,并沒有照搬照抄“西方中心主義范式”和簡單沿襲“國際主流學術思想”,而是立足本國實際情況,能動地進行制度轉化。專利法發展是整個知識產權制度變遷的縮影。1984年專利法,經過1993年、2000年、2008年三次修改,其立法和修法動因,既有中美知識產權談判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外來壓力,更有建立專利制度促進科技創新的內生動力。專利法漸次擴大授權范圍、逐步簡化授權流程、不斷提高授權標準,表現了審慎、理智的立法立場。進入21世紀后,一方面利用國際公約的彈性條款和開放性條款,增列遺傳資源來源披露制度、新規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在生物多樣性、公共健康等領域進行立法突破;另一方面,將“提高創新能力”確定為立法宗旨,完善了專利運用和創新成果轉化制度,表現了專利法服務創新發展戰略的制度張力。總的來說,中國知識產權法律本土化改造,是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認知為基礎,以社會政策、環境和文化為支撐,其間既有先進思想指導,也有制度能動轉化和法律精神再造。法律本土化是對世界法治文明的理性追求過程,也是本土法律理論和實踐創新的自我實現過程。

  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對知識產權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將知識產權保護作為擴大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從產權法律制度到營商政策環境兩個方面闡述了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意義。在2018年4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發表主旨演講,強調“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既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大的激勵”;明確指出,知識產權是國際貿易和技術交流合作的法律秩序,中國堅定“保護在華外資企業合法知識產權”,同時“希望外國政府加強對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習近平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知識產權法律的基本屬性,鮮明表達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立場,對新時代中國知識產權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是先進的理論指導和科學的實踐引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知識產權法律本土化,以社會主義法治思想和新發展理念為理論基石,表現了中國自己的思想認識和實踐導向。

  1.法律屬性認知。將知識資源私權化,強調私人權利、私權制度和私法精神的契合性、一致性,是西方國家知識產權法律的要義和主旨。在中國,對于知識產權本質屬性和功能的概括和認識,具有本土自身的體驗,諸如“知識財產”(法學)、“無形資產”(管理學)、“信息產權”(經濟學)、“政策工具”(政策科學)、“世界貿易規則”(國際貿易學)等,⑥從不同學科對知識產權蘊意進行了多維解讀。知識產權既是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形態,也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度選擇,這是關于知識產權認識的基本范疇。“知識產權的多重屬性是相互融合的”,⑦全面認識和把握知識產權的上述屬性,對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建構、運行和創新具有重要意義: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私權,意味著知識產權與財產所有權處于同樣的私權地位,為民事主體提供了獲取財產的新方式;對知識產權作為政策工具的認識,有助于從政策科學層面考察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和制度運行的效果。可以認為,知識產權法律賴以建構的基礎,是知識產權的私權性。從科技革命到知識革命,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財產觀,也催生了新的產權形態即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是知識經濟發展的產物,在立法層面表現為法律本土化的制度需求。同時也應看到,知識產權保護表現了強烈的國家利益本位和政策立場。國家利益本位是為國家主體存在和發展的有益需要,包括國家主體意義上的利益以及本土范圍的產業利益、企業利益和社會成員利益;其政策立場是為私人產權制度中的價值目標取向,即通過知識產權促進知識創新,增加國民福祉。

  2.法律價值目標塑造。法律理想的價值觀選擇和法律目標的現實化表現,是法律本土化運動的重要問題。在知識產權法律產生、發展和變革的過程中,有早期的“秩序優先”價值,也有現今的“正義優先”價值,這些都反映了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知識產權法律的價值目標追求。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本土化過程中,其法律價值實現往往存在諸多障礙,表現在觀念意識層面、規范設計層面以及制度運行層面等。對于這些障礙性因素如果不予克服,將會導致法律價值實現不能,出現“制度失靈”問題。在中國的學術思想和立法實踐中,知識產權法律被視為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統一的產物。從理性主義出發,知識產權法律價值主要是正義、效率和創新,概為立法者理性主義的法律追求。其中,正義價值是倫理理性,效率價值是經濟理性,創新價值是科學理性。⑧中國知識產權法律本土化改造,深刻地體現了倫理、經濟和科學的理性主義追求,即保障知識權利的正義秩序,發揮知識傳播的效率功能,維系知識成果的創新活力。秉持上述法律價值目標,中國知識產權立法形成“保護專有權利”與“促進知識傳播”的二元宗旨,既尊重和保護權利,但又合理限制權利,防止權利濫用,從而達到各方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基于理性主義認識所構建的正義、效率和創新的法價值體系,是知識產權法律建構與運行的重要思想基礎。

  3.法律運行機制構建。法律運行是指法律按照一定的意圖和特有方式的運動狀態,即從創制到實施再到實現的運動過程。⑨具言之,法律運行以法律創制為起點,以法律實施為主要節點,以法律目標實現為終點。知識產權運行作為法律運行的特殊形態,是一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的法治動態過程;同時也是經濟社會運行的發展狀態,包括知識產權創造、運行、管理、保護和服務等各個環節。⑩在中國,知識產權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制度基礎和法律保障,其運行機制既強調知識產權的法治狀態,又注重知識產權的事業發展。從發展中大國到知識產權大國,法律本土化經驗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是知識產權運行的戰略引領。在現代國家的法律體系中,知識產權具有保護知識創新、促進產業發展的重要作用,以至于被稱為“創新之法”和“產業之法”。構建知識產權運行機制,實現法治運行與社會運行的相互促進,并達致預期的制度目標,需要國家在戰略層面作出總體安排和長遠謀劃,這即是包括法律實施、政策推進和文化養成的知識產權戰略問題。知識產權戰略就是通過規劃、執行、評估等戰略舉措,謀求創新發展戰略目標實現而采取的全局性、整體性規劃和安排,這種戰略是“總政策目標”的集中體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始終具有較強的總括性和穩定性。(11)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頒布和實施,是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最具時代意義和國際影響的一件大事,標志著知識產權運行在中國開始走向戰略主動,知識產權法律本土化改造由此出現戰略突破。國家戰略的有效實施,使得知識產權法律與本土國情更加契合,并為中國發展以及與世界的合作帶來新的發展能量。這一做法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帶動示范作用,對發達國家產生震動影響,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高銳認為,“中國將知識產權上升為國家戰略,其經驗值得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學習。”(12)可以認為,知識產權戰略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深刻地展現了中國知識產權運行的發展方向。

  二是知識產權運行的政策實施。中國知識產權政策發展,具有本土資源意義上的政策思想和政策主張,具有服務創新發展目標和配置法律規范的重要功能。公共政策是政府主體制定的關于公共事務管理的規范性文件,通常表現為一系列的法令、條例、規章、規劃、計劃、措施、項目等構成的統一性、關聯性的制度系統。在知識產權政策體系中,本體政策主要是與知識產權創新、運用、保護、管理相關的政策文件,包括戰略綱要、發展規劃、年度推進計劃等;關聯政策涉及創新成果產權化、知識產權產業化、對外貿易“知識化”等相關政策措施,包括科技發展規劃、成果轉化措施、產業發展目錄、企業促進辦法等;支持政策表現為財政、金融、稅收、人才扶持輔助等政策手段,包括質押融資、稅收優惠、人才獎勵等。(13)中國知識產權運行的重要經驗,就是建立一個比較系統且更為有效的公共政策體系。在公共政策的體系建構中,中國“強化知識產權在經濟、文化和社會政策中的導向作用”,“加強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科技政策、貿易政策與知識產權政策的銜接”。(14)上述政策性文件具有專門化和多層次的特點,盡管存在著政策協調性不夠、可操作性不強的問題,但總體來說,中國注重借鑒創新型國家的政策發展經驗,有效發揮本土社會制度優勢和公共政策力量,為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基礎。

  三是知識產權運行的環境治理。社會環境是保障知識產權良好運行的外部條件和內生基礎,主要包括法治環境、市場環境、文化環境等。在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中,有三個具有支柱作用的基本要素,即制度、行為和信念。就知識產權環境治理而言,上述要素表現為提供法則和制度規范的法治環境、形塑行為樣態和交易方式的市場環境、養成法治價值共信和創新價值共識的文化環境。在治理環境構成中,首先是法治環境,涉及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治理體制、機制構成,是作用和塑造知識產權治理能力的基礎性要素,旨在為知識產權運行提供內容規范和法治保障。知識產權法治環境的本土改造目標是“和諧善治”。“和諧”作為法律的終極價值,在治理語境下是一種科學有效的目標系統,表現了治理環境中配合適當、協調有序的理想狀態。(15)在中國,形成一體化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和以知識產權為導向的公共政策體系,實行專利、商標“二合一”的知識產權集中管理模式,構建司法裁判、行政執法、行業仲裁、第三方調解、企業自治的知識產權“多元共治”體系等,這些或是對世界先進治理經驗的有益借鑒,但更多是知識產權本土化治理的成功探索。其次,市場運行體制和市場運作環境的治理,也是知識產權環境治理的當然內容。面對知識產權產業化、商品化以及資本化所形成的知識經濟市場,應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作用,其基本規則是“保護知識產權、公平競爭、維護市場秩序”;同時,要規范政府的經濟治理行為,其基本原則是“適當調控,有限參與,有效監督”。(16)總之,知識產權市場環境治理是以法治經濟為目標選擇。此外,文化養成是知識產權運行機制的基礎工程。知識產權文化應是被法律化的主體即社會成員的共同信仰和追求。它首先是法治價值共信。在知識產權語境下,法治共信具體表現為“保護知識產權,維護市場秩序”。基于這一法律認同,形成法治思維定式和法治行為方式,以此構建知識產權法治秩序的生成基礎;同時也是創新價值共識。知識產權法律以基于創新所產生的社會關系為主要調整對象,體現了尊重創新、保護私權的主旨,創新是知識產權主體的行為動因和目標追求。

作者簡介

姓名:吳漢東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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