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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鑒通和,推動我國宗教中國化(上)
2019年06月12日 10:59 來源:《中國民族報》 作者:游斌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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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中國化有3個基本層面,即在政治層面的中國化、社會層面的中國化和文化層面的中國化。在這3個層面中,文化層面的中國化是最基礎、最長遠又是最深刻的中國化。各大宗教只有在文化層面尤其是在其基本信仰、核心教義和禮儀制度等層面,通過與中華文明的深入對話與互鑒互學,挖掘出各大宗教傳統內部有利于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和健康文明的內容,并對教規教義和禮儀制度作出有利于發揮宗教在文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有利于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闡釋,宗教中國化才能稱得上取得了顯著成效。

  在對文化層面的宗教中國化進行探討的過程中,有必要對以下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在漫長的中華文明歷史中,存在一個怎樣的文化中國?在文化中國的形成過程中,儒家作為主流意識形態,扮演著什么樣的作用?如果說文化中國的形成遵循著一個“互鑒通和”的內在邏輯,那么各大宗教在其中經歷了怎樣的中國化過程?與儒家文明進行了怎樣的對話交流?面向未來,各大宗教又該如何在文化層面堅持中國化方向,從而共構共建文化中國呢?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中國

  地處歐亞大陸的東南部,先天的地理條件——北部的草原、西部的沙漠與高原、南部的崇山峻嶺和東部的海洋——使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一個相對較為獨立的文明綜合體。然而,在這個文明體的內部,又存在著豐富的地理與生物多樣性,不同的區域發展出自身的文明形態。從新石器時代直至夏商時期,在中國這片疆域上,同時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但表現形態各異的文明系統。它們散布于中國的四面八方,猶如天上群星燦爛、星羅棋布。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將其形象地概括為“滿天星斗”。它向我們表明,在中華文明的起源上,多樣性、豐富性就是其顯著特征。

  “星斗”只是一個形象的比喻,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長河中,共處于中國古文化的大系統之內,這些“星斗”形成了各具特色卻又內在關聯的文化區域。按照大致的分區,它常被分成6個大的文化區:第一,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區,紅山文化為其代表;第二,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區,大汶口文化是其杰出代表;第三,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區,仰韶文化是其主體,在甘南的馬家窯文化也表明它向四周的擴散并被廣泛地吸收;第四,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區,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是其代表;第五,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區,它們構成楚文化的前驅;第六,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南方區。按照東、西、南、北的再分類,這6個區系又以秦嶺-淮河為界,分為南北各三區,或以面向東南海洋和面向歐亞大陸的三東南、三西北。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長河中,這些多元起源不僅沒有消失,而且以各自的方式融入中華文明的有機體中。多元文明的相摩相蕩,形成中華文明包容、吸收、轉化其他文明的基本氣質與內在邏輯。

  隨著交通技術的發展,中華文明在東、西、南、北4個維度都進行著更為深入、頻繁的多樣文明互動。在西部,絲綢之路開通并日益繁榮;在東部,海上航行技術的發展使中國有了海上絲綢之路、瓷器之路和香料之路;在北部,草原游牧民族或以戰、或以和的方式進入與農耕定居民族的深層次交流融合之中;在南部,山地民族也越來越成為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過陸地和海上的絲綢之路、瓷器之路和香料之路,在世界其他文明區域發源、成長的宗教也進入中國,進一步地豐富著中華文明的多樣性。起源于印度的佛教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中國的僧人也通過海陸絲綢之路前往印度求法,佛教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在伊斯蘭教崛起之前,基督教會廣泛分布于西亞、中東各地,它們也通過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公元7世紀的景教,可謂基督宗教中國化的最早嘗試,其成就仍然值得今天的中國基督宗教深入挖掘。隨著伊斯蘭教的崛起,中東各民族也將伊斯蘭教文明帶入中國,并通過“伊儒會通”,使伊斯蘭的信仰文化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進入大航海時代,天主教傳教士進入中國,在帶來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將作為西方文明精神實底的基督宗教信仰體系介紹給中國士人,使中西文明之間的交流對話進入一個黃金年代。

  在世界文明史上,綿延不絕、自成一體而又多樣豐富的中華文明展現出個殊性。勿庸置疑,自然地理、歷史道路等,都是造成中華文明一體而多樣的原因。然而,從精神層面來說,中華文明的以下理念無疑值得特別注意。它們對于今天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并達致各宗教文明共同參與構建文化中國的局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堅持“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共同的人文精神包容、浸潤并涵化多元宗教的基本理念。面對各種外來的宗教,中華文明不是簡單地將其斥為異族信仰、外教或洋教,而是將其納入“文化”的軌道,引導它們走上主動與中華文明對話互鑒的道路。在中華文明的根基處,對于“以人文化成天下”就有深刻的理解。按《易經·賁卦·彖傳》的理解,文化并非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動詞,即所謂“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通過對陰陽迭運、剛柔交錯的天道運行的觀察,古代中國哲人認識到世界是由彼此相異但又多樣互補的各種要素組成的。人必須按照“天文”來制定或運行“人文”,所以“人文”的關鍵就在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按照人群自身的法則和規律,并采用“化”而非“力”的方式來治理天下,即尊重不同人群與宗教的多樣性,以普遍的人文法則去教導他們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

  堅持“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強調不同宗教的和平共處,并在互鑒互學中走向共同進步。中國哲人理解到“道”本身即意味著多樣性。與其自然社會生態相適應,不同文明區域都有其所尊崇的“道”。萬物最終的實在性,是某個單純的“一”,但“一”本身處于自我否定和自我實現之中,辯證地表現為“多”。萬物之源是“道”,道又在陰陽之中,正是在陰陽的矛盾互動之中,才生出紛繁復雜的萬事萬物。“道”是一個復數,這正是中華文明的智慧之源。表現為文化政策,就是各種宗教在中國都能找到其棲身之處,并在適應中國社會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互鑒互學中得以進步。

  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為原則,堅持政治與宗教相分離,在保持政治統一的同時,使宗教和文化的多樣性得以繁榮發展。“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出于儒家經典《禮記·王制》。所謂“修”,就是人們可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實踐自己的宗教禮儀。不易其俗,就是不強行改變人們的生活習俗。“宜”就是按照當地情形的“物之所宜”。“政”是政令施為,所謂“齊其政”就是政令的統一。“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理念,正反映出古代中國從“滿天星斗”向政治統一過程中的文化智慧。后來,當更多的民族與宗教不斷地融入中華文明時,這樣的文明理念和結構不僅沒有拋棄,反而在更廣的層面上得到了實現。

  多種宗教在中國文化的土壤里不僅能夠存身,而且能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互動中,在與其他信仰傳統的互鑒中,實現自身的創造性轉化。中國佛教、中國伊斯蘭教、中國基督教和中國天主教,都呈現出被中國傳統文化浸潤和涵化的特點。這種現象或可稱為中國宗教的“互鑒通和”模式。而這種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立,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儒家的特殊氣質。

  儒家:既有獨特精神氣質,又能容納各宗教

  雖然儒家作為一個派別,是由孔子于公元前5世紀創立,但孔子自己就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將自己視為周文化的繼承人,而周又是對夏、商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孔子本人并沒有創作儒家之“經”,而只是古代經典的編修與解釋者。儒家的經典體系,可以追溯到中華文明的源初之始。因此,儒家既是文化中國的精神成果,又以它的獨特氣質與制度延續,捍衛著中華多樣文明之互鑒通和的基本格局。要推進我國宗教在文化層面的中國化,從中華文明中接受浸潤與滋養,理解儒家的這一獨特氣質尤為必要。

  首先,儒家是一種具有精神性向度的人文主義。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杜維明在2014年曾提出,儒家是一種精神人文主義。這個概念標記著儒家在宗教問題上的“居間性”。它是一種人文主義,以此世維度的“仁”為樞紐,以“自我”為核心,在4個維度即己(自我)、群(社群)、地(自然)、天(天道)上展現出人性的豐滿。就此而言,它區別于以超越性的他者為中心建立的宗教系統。但它又不同于工具性的、世俗的人文主義,因為后者將人限定為理性的、此世的存在,在現實中又常常發展出反宗教、反靈性的傾向。作為一種“精神的”人文主義,儒家承認人的精神,重視天人之間的相關性,它的人文主義理論與秩序是在向超越的神性開放與對話中建立起來的。在幾千年文化中國的長河中,儒家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理性的,卻不排斥對神圣天道的追求與思考。它是溫和的,卻勇于并善于以各種方法消化極端思維。正是它所具有的這種精神人文主義特質,使它既對中國本土的道教信仰,又對源于異域的佛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展現出巨大的包容性、開放性。一個儒者可以出入于釋、道之間,甚至成為一個基督徒和穆斯林。這種特質,使儒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去接納并導引各種外來宗教走上中國化的道路。

  其次,儒家既是一個名詞,又是一個形容詞。說它是一個名詞,是指儒家確為一個獨特的精神實體。儒家具有自己獨特成型的穩定經典體系,有自己的概念系統,有以“天”“道”“生生”等作為核心術語的靈性形而上體系,有以希圣希賢為目標的修養論及工夫論,也有以傳承儒家理念為己任的知識階層。我們不能將儒家約化為僅僅一個哲學或知識系統。但是,儒家又展現出巨大的開放性、包容性和人文性,它幾乎可以作為所有宗教的形容詞而出現。換言之,可以有儒家的道教徒、儒家的佛教徒,還可能出現儒家的穆斯林、儒家的基督徒,亦存在深度認同儒家精神理念的猶太教徒和印度教徒。當人自稱為儒家時,并不與他的宗教身份相矛盾。作為形容詞的儒家,為宗教中國化提供了廣闊的文化空間。

  最后,儒家既呈現悠久的穩定性,又在與其他宗教的互動中不斷調適自己,表現出鮮活的變易性。儒家發源于中華文明的原始時期,又貫穿于中華文明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之中。它的基本結構、精神氣質、核心術語都是穩固的。但是,在面對不同文明或宗教的挑戰時,儒家又不斷與挑戰者互鑒互學,吸收其他文明的精髓,并不斷返回自己的本源處,挖掘自身內含的潛質。最顯著的情形就是儒家在宋朝時期的大轉型,以致于可將宋朝興起的理學稱為“新儒學”。在面對佛教、道教的挑戰時,理學建立自己的形而上體系,沿著宋朝儒家理學思想的開山鼻祖周敦頤的《太極圖說》衍生出深刻而系統的新思想體系。儒家勇于變革的精神,甚至體現在理學對儒家經典體系的重新修整上。它從《禮記》中抽取《大學》《中庸》,并與《論語》《孟子》組合在一起,形成“四書”,并置“四書”于“五經”之前,形成所謂“四書五經”。就儒家的經典體系而言,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后是《四書》時代,甚至《四書》已凌駕于《五經》的地位,反映出儒學在與佛、道教的互鑒、論辯和互學后的變革與新風。可見,在向多元宗教保持開放和對話的過程中,儒家也在不斷實現對自身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宗教研究院院長)

作者簡介

姓名:游斌 工作單位:中央民族大學宗教研究院

職務: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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