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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僧詩之繁盛
2019年06月11日 09: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晨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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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僧詩發展史上,清初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清初僧詩代表著有清一代僧詩發展的最高水準,其繁盛是在明亡清興的歷史大變局下展開的,又一次印證了“國家不幸詩家幸”的文學思辨。遺民詩僧是清初僧詩的創作主力。所謂遺民詩僧,除一部分在政治立場上傾向于前明王朝的原佛門中人外,有相當多的人為遺民轉為僧侶者,起初為尋常士大夫,而在王朝傾覆時落發出家,即所謂“逃禪”。其中不乏堅定抗清且一度投身軍旅的志士,如遺民詩僧中文學成就突出的今釋(原名金堡)、今種(原名屈大均),生平履歷均有傳奇性。后者為恢復明朝,聯絡反清人員,一生行走八方、屢涉險境,身份在僧俗間反復切換。遺憾的是,因作品中的違礙文字,今釋、今種詩文在流傳過程中均陷入“文字獄”案而被大面積禁毀。

  清初僧詩之繁盛,首先表現在文獻數量上。以有清一代衡量,江慶柏曾在《清代僧詩別集的典藏及檢索》一文中統計得出:“從現存僧人詩集作者所處時代來看,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以康熙朝為最多。如以乾隆三十年(1765)為界,那么在此之前出生的作家有140余人,占了全部清代僧人詩集作者的三分之二。”相較于清中后期僧人詩集可說在數量上優勢明顯。清代僧人詩集中亦有鴻篇巨制,基本出自清初詩僧手筆,如函昰、今釋、南潛、曉青、大汕、光鷲等,詩集規模都在十萬字以上。清初詩僧的分布也較廣泛,以江浙、嶺南、滇黔等地為重心,更具體說,蘇州靈巖、番禺雷峰、云南雞足等名山是遺民皈依的核心區域,如長期住靈巖山寺的弘儲,住雷峰海云寺的函昰,不但各自能詩,并且僧望出眾,分別在禪門臨濟宗和曹洞宗的源流體系中處在重要的位置上,故而可視為清初詩僧師承與交游的樞紐式人物。

  對于遺民詩僧而言,亡國引起的巨大震撼實非佛法所能輕易化消,他們對故園的懷念,以及相伴隨的沉痛、無奈、悲憤、壓抑情緒,一任流淌在詩歌的字里行間,帶來強有力的情感表達。例如,清初僧詩中一首廣為流傳的名篇《金陵懷古》(四首其四):“石頭城下水淙淙,水繞江關合抱龍。六代蕭條黃葉寺,五更風雨白門鐘。鳳凰已去臺邊樹,燕子仍飛磯上峰。抔土當年誰敢盜?一朝伐盡孝陵松。”蒼深清老,而詞特凄切,傳達出深厚的興亡之感,其作者是被王士禛推為“近代釋子詩”第一的讀徹。再如,今釋《貽吳梅村》、弘仁《偈外詩》、同揆《鼎湖篇贈尹紫芝內翰》、光鷲《仙城寒食歌》等佳作從不同角度切入明亡清興的歷史主題,感慨皆深。整體來說,乾坤倒轉,滿目凌夷的無序亂局下,“僧”與“詩”的組合鋪展為一幅長歌當哭的歷史畫卷,如屈大均《廣東新語》所言:“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為《春秋》,史之不幸也。”可謂道盡了易代之際僧詩書寫本身的悲劇色彩,所以此際大量僧詩甚至已然不似出自詩僧筆下,沈德潛在《國朝詩別裁集》簡評光鷲《登大科峰頂》一詩說:“出世人何必作此語耶?”光鷲詩云:“愛山登陟不辭勞,直上嵚岑振敝袍。老去始知行腳穩,年來惟恐置身高。青天有路隨孤鶴,滄海無根仗六鰲。閑倚西峰發清嘯,下方誰識是吾曹。”“滄海”一句似乎隱指臺灣鄭氏政權。在《清詩紀事初編》中,鄧之誠認為光鷲詩歌“快吐胸臆,不作禪語。無雕琢摹仿之習,仍是經生面目”。

  逃禪乃出于現實考慮,并非等于從內心皈依了佛門。身在佛門心在儒的情況普遍存在,兼之清初帝王對禪宗的扶持,直接造成清初佛教的發展走向世俗化,方內世界亦有方外景象,其間斗爭波瀾起伏,公案迭出,如黃宗羲詩云:“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陳垣在其名著《清初僧諍記》一書中著力考證了頗得清廷器重的道忞對弘儲的攻擊,將之視為清初僧諍的門戶勢力之爭,即僧侶中“遺民”一派與“貳臣”一派的對立。嚴迪昌在《清詩史》中以清初詩壇的一則掌故詮釋:道忞在未應召前曾編訂同人詩文集《新蒲綠集》,取意于杜甫《哀江頭》之“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句,他成為佛門新貴以后就被人們以“新蒲綠”諷刺。另一方面,弘儲《閑居擬古三首寄毗陵鄒子》所詠“黃金無角,穿我層岳;腥雨無牙,嚙我巖華。君子憔悴,屨以易蕢。坎坎鼓缶,大呂將墜”,似又在感嘆險峻的時勢氛圍。再如,函可因私攜逆書案件被清廷流放沈陽,表面上看這是一起“文字獄”性質的案件,實則函可因“謀叛”而接觸洪承疇。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指出函可在丙戌年(1646)頗顯機密地往返于金陵、嶺南之間,為南方反清運動奔走游說。相關結論固然需要深度的史料解讀和精準的歷史眼光,而函可《千山詩集》的一些詩作也透露了其行跡的線索。因此,清初僧詩不但具有抒發情感的功能,在呼應顯性及隱性史實乃至在思想史的層面上也有其箋證價值。此外,僧詩中的一些現實題材作品另可豐富詩僧的歷史形象。大汕與屈大均、潘耒等遺民的交惡同樣耐人尋味,直接關系到對大汕歷史形象的解讀。大汕“在欲行禪”,言行多有悖離佛門,而據史料記載其人品確有為人訾議之處,但其詩卻是另一番境界,換言之,其詩品與人品難以對應,如《河決行》《地震行》諸作,關懷現實,有杜詩風范。

  當然,表現僧詩特色,帶有“煙霞氣”的禪境書寫一般不會因為時代而改變,清初亦然。總的說來,禪境書寫作為僧詩中普遍的存在歷經長久積淀,在清初并沒有實質性的推進,但別具神韻的作品仍俯拾即是,如大成《山居》一詩:“一株兩株老松青,松下結個小茅亭。三日五日來一次,肩荷楖栗手持經。讀經讀到山月出,聽松聽罷天落星。適然拋卷松間臥,夢與松根乞茯苓”,呈現出一派富含生趣的方外生活圖景。相對而言,清初詩僧在詩學理論方面特具建樹,弘智(原名方以智)尤是其中代表,他在詩之本體、體式、聲律、法度、情感、審美等方面皆有精到的議論,其中又含有深刻的哲學思辨,在明末清初文學思想史上有其一席之地。其他如大汕、今釋等也都在詩學領域留下獨到之見。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李晨 工作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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