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哲學 >> 邏輯學
《墨經》的邏輯語義學思想探微
2019年06月17日 09:46 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林勝強/付豪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On the Logic Semantics of Mohist Canon

 

  作者簡介:林勝強,付豪,四川師范大學 邏輯與信息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6 林勝強(1963-),男,四川隆昌人,教授,中國邏輯學會語言邏輯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要從事自然語言邏輯、應用邏輯研究。

  原發信息:《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174期

  內容提要:邏輯語義學是一門研究語言表達式和它們意義之間關系的專門科學。《墨經》是墨學的核心,不僅是一部光輝的哲學、邏輯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深刻的語義學論著。利用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從《墨經》所論及的“名”“言”“實”和“意”“辭”“事”的關系以及語言環境對語義的影響等重要的邏輯語義學問題,以此揭示《墨經》是一部深刻的語義學著作,在先秦邏輯語義學思想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The semantics of logic i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expressions and their meanings.As its core document,the Mohist Canon is not only a great book of philosophy and logic,but also a great book of profound semantics.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modern linguistics,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such concepts and their relations as "name","word","nature","meaning","wording",and "thing",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environment on sense,and to reveal the profund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Mohist Canon as a semantic work in the logic semantic thoughts of the pre-Qin period.

  關鍵詞:墨經/語義學/思想/Mohist Canon/semantics/thoughts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5&ZD073)

 

  邏輯語義學是一門研究語言表達式和它們的意義之間關系的專門科學。它同語形學、語用學一起,共同構成符號學(semiotics,也稱指號學或記號學)。邏輯語義學是最近幾十年才發展起來的新興學科,備受世界各國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特別是哲學、邏輯學、語言學以及美學等學科專家學者的重視。英國哲學家和語義學家奧格登(C.K.0gden,1889—1951)和理查茲(I.A.Richards,1893—1979)認為,語義可以解釋為下述三者的關系:(1)符號;(2)思想或所指(reference);(3)被指稱的對象(referent)。并且進一步認為上述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所謂的語義三角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語義三角關系

  在他們看來,思想與符號之間存在著因果聯系,思想和被指稱的對象之間也存在著較為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在符號與被指稱的對象之間,沒有相應的直接聯系,而是沿著三角形的兩邊所產生的間接聯系。從那以后,語義三角形理論成為語義學的一個重要內容,人們運用它來闡釋和剖析其他語義現象,研究語義學問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因為如此,有人將《意義的意義——語言對思想的影響和符號意義科學研究》(The Meaning of Meaning——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of Thought of The Science Symbolism)一書奉為“語義學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墨經》是墨學的核心,是我國先秦文化的寶貴遺產,在我國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1。它不僅是一部光輝的哲學、邏輯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深刻的語義學論著。本文擬從《墨經》所論及的名與實、名與言的關系中,來揭示其深刻的語義學思想及其在我國先秦語義學思想中的歷史地位。

  概念這個邏輯范疇,或者稱詞項,在先秦時期是以“名”來表示的,《墨經》也不例外。但是,《墨經》論“名”的特點是以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為指導的。它肯定“名”是實的摹寫、反映。正如《小取》所說:“以名舉實。”不僅如此,《墨經》還第一次從理論上把被理解為一種思維形式的概念和其余兩種思維形式即“辭”(判斷),“說”(推論)相并列,共同構成《小取》所述的三個命題:“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2]335

  首先,《墨經》從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立場出發,提出了“以名舉實”的思想。所謂“實”就是指客觀存在著的對象和事物,“名”就是概念,概念對客觀對象的摹擬,反映稱為“舉”。在這里,“實”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由“實”決定,先有“實”而后有“名”。所以《大取》上說:“名,實名。實不必名。”[2]330

  意思是說,“名”都是某種“實”的名,但“實”是客觀存在的,未必都有名。“名”是對實的“舉”,實不“舉”,就無所謂“名”,既然無“名”,就不會有表達“名”的語言符號。顯而易見,《墨經》的這一觀點同公孫龍關于語言符號的非自然性的觀點不謀而合。

  根據名實關系的上述性質,在認識過程中就要堅持“名實相符”的原則,實發生了變化,名也應隨之而變,否則,就出現“名過”,即名落后于實。《墨經》舉例說,有人曾居住趙國,則曾為趙國人;后遷居楚國,則為楚國人。如果遷居楚國后,還稱之為趙國人,這就是“名過”了。舉例非常貼切,也很簡單易懂。

  所以,《大取》說:“諸以居運命者,茍入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2]330

  名對實的摹擬、反映,叫做“以名舉實”。但是,名舉實的過程必須要借助語言符號的中介或工具才能實現。因此,除了概念的名以外,還有語言符號的名,可稱之為“言”。所以,《經上》說:“言,口之利也”[2]278,“言,出舉也”[2]253,《經說上》也說:“言也者,諸口能之,出名者也”[2]253,“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儷”[2]272。這里的意思就是說,言是口的講話,言的作用之一,就是把名對實的摹擬,反映表達出來;出口之言必含有名,就好像名字附儷于人一樣,如此才有意義。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作為概念的名(思想內容)和作為語言符號的名(表達思想內容的語言形式,即言)的關系,《經說上》舉了“名若畫虎”的形象實例來說明。它指出,虎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對象,即虎之實,畫虎則是把反映在頭腦里的虎的屬性,即虎之名(概念),以畫的形式,即虎之言(語言符號)表現出來。這樣,作為概念的虎是人腦對虎之實的某種屬性(包括本質屬性)的摹擬、反映,是看不見、摸不著、聽不見的;而作為語言符號的虎(畫在紙上的虎)則是對作為概念的虎的表達,是把人腦對虎之實的摹擬、反映表達出來,使之成為有線條、有顏色和有形態的東西。用我們前面介紹的語義三角形,將畫虎的語義過程表現出來,即為圖2所示。

  

  圖2 “畫虎”的語義三角關系

  這就清晰地說明《墨經》的以名舉實,以名出舉,以言指實所包含的豐富語義學內容。根據最新資料報道,在博大精深的語義學理論中,最具有生氣的部分,除了蒙塔古語義學(Montague semantics),就是境況語義學(Situation semantics)。境況語義學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語言環境(簡稱“語境”)同語義關系的研究。《墨經》對語境的考察和探討,是其語義學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

  需要說明的是,在先秦諸子中,首先對語境的研究有所涉及的并非始于《墨經》,早在孟子時就開了先河。據《公孫丑上》記載,有一次,孟軻的學生公孫丑問孟子:“敢問夫子惡乎長?”[3]67即問孟子擅長什么。孟軻回答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3]67即善于分析別人的言辭。

  學生又問:“何謂知言?”即怎樣才算善于分析別人的言辭。孟軻又回答說:“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復起,必從吾言矣。”[3]67意思是說,偏頗的言論,知道它不全面的地方;過激的言論,知道它陷入錯誤的地方;邪曲的言論,知道它背離正道的地方;躲閃的言論,知道它理屈辭窮的地方。并且認為“淮辭”“淫辭”“邪辭”“遁辭”這四種言辭從思想中產生出來,有害于治國理政,危害于事理。

  在進一步談到如何“知言”的時候,孟子提出了“說詩”和“讀書”的兩條基本原則,這對語境的探討是極有啟發意義的。孟子指出:“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3]168又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3]192這就是說:分析評論詩文時,不能割裂文字,歪曲語句的實際含義,不能用語句的表面解釋來損害作者的本來意義,而要善于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去推知作者的真實意圖,這才是求得作者真意的正確途徑。而所謂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并不是指解說文句的人的任意想法,而是不能離開對作者身世和思想的了解及對作品所處時代背景的分析。所謂“知人論世”就是了解作者其人,分析作品的時代背景;就是從廣義的語境出發,去探求說話者的真實語義。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就是從一定的語構,從狹義的語境中去分析真實的語義。因此,我們認為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的原則,特別是孟子的所謂“知言”對各種錯誤的言論進行分析,指出其錯誤的實質、根源和危害。孟子的一些論述已經包含著境況語義學思想的萌芽。

  在《墨經》里,根據不同的語義環境來確認語言符號所表達的真實的語義思想處處都有所體現,特別是在論述概念的名和語詞的名的區別時最為突出。

  首先,同是以名“謂”實的“謂”,《墨經》就作了較為詳細的區分。《經上》寫道:“謂,命、舉、加。”[2]273《經說上》又寫道:“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2]273稱某物為狗或犬,是對事物加以稱謂,是命實。叱某物為狗,把狗之名加于所叱之實,這是叱實。以狗犬之名反映,摹擬某物,這是舉實。總之,《墨經》已經認識到“命”“叱”與“舉”有所不同。命實之名,叱實之名都是加于事物的名稱,屬于語言的范疇,而舉實之名則是反映事物的概念,屬于認識論的范疇。

  在此基礎上,《墨經》論述了“同名異實”和“異名同實”的問題,即同一個語詞符號,由于語言環境的不同,可以指稱不同的事物對象;不同的語詞符號,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下,可以指稱同一個事物對象。

  關于同名異實,《經下》說:“物盡同名,二與斗,予與受,祭與招,白與眇,麗與暴,兀與展。”[2]282《經說下》又說“(同名)不麋俱斗,不俱二,二與斗也。包肝肺,予與受也。橘茅,祭與招也。白馬多白,眇馬不多眇,白與眇也,為麗不必麗,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兀為勇,不為兀為屨,以買衣為屨,兀與屨也”[2]282-283。所有這些,都是同名異實的例證。可見,同一語詞符號,由于語言環境的差異,可以指稱不同的事物對象。如“二與斗”,是說猴與猴斗,麋與麋斗,同是“斗”,但相斗的數目不同。斗之名雖同,而斗之數各異,是所謂“為麇俱斗,不俱二”。“予與受”是說:“包肝肺”既可以理解為以肝肺予人,也可以理解為取別人的肝肺。“包肝肺”之名相同,而所指之實不同,是所謂“包肝肺,予以受也”。“橘茅”即是“掘茅”,既可以理解為祭藉,也可以用作招神。橘之名相同,而所指用途之實各異,是所謂“橘茅,祭與招也”。

  在談到異名同實的情形時,《經下》指出:“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不可。說在重。”[2]309《經說下》又說:“(狗)殺狗謂之殺犬也可,若甬螝。”[2]309這就是說,狗與犬雖然名稱不同,即語詞符號不同,但其所指稱的事物對象卻是相同的。因此,“殺狗非殺犬”之說不可,“殺狗謂之殺犬”則可。“甬螝”借為“蛹螝,蛹、螝”,雖然語詞不同,但其指稱相同,都是指螝蟲。這與前面所述的狗。犬二名一實的情形相同,所以說“若甬螝”。

  以上的分析表明:《墨經》在其名實關系中,已經認識到了作為語言符號的名和作為概念的名的差別,認識到了作為語言符號的名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可以有同名異實和同實異名的情形;而作為概念的名,其所舉之實不能隨語言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墨經》對語言環境的認識和探討,已經觸及到了西方語義學家弗雷格所說的語義學研究原則:始終不要在孤立的語詞中,而只能在命題的語境中去詢問語詞的意義。《墨經》的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是適用的,我們的一些邏輯教科書也還把這些內容放在重要的地位上。由此可見,《墨經》關于語言環境的語義學思想是何等深刻,這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

  在《墨經》的名實理論中,作者除了一般地論述名、言、實的關系,即以名舉實,以言出舉,以言謂實之外,還將這些理論移植到更為復雜的判斷理論系統,使《墨經》的語義學思想呈現出更為豐富的成果。同“以名舉實”對舉,《墨經》提出了“以辭抒意”的論斷。

  那么,何為“意”?何為“辭”呢?

  《經上》說:“信;言合于意也。”[2]247《經說上》也說:“(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2]247意思是說:信就是心口如一,即心里是怎么想的,口里就怎么說,相合無差。例如,心里想的是失金于城上,口里說的也是“失金于城上”,至于能否在城上找到金,則無礙于言之有信。因此,這里的“意”即是指心中對于某件事的想法。

  《經上》又指出:“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2]278這就是說,依靠心的辨察,就可以耳聞其言,心如其意。因此,這里的“意”即是指語言所包含的意思。

  從以上分析可知,“意”不管是指心中對某個事件的想法,還是指語言所包含的意思,都離不開斷定,都離不開對某事件的肯定或者否定。如“失金于城”是對在城上失金這件事的肯定,“白馬非馬”是對白馬和馬的包含關系的否定。因此多“意”即是存在于人們的思想中的判斷或命題。

  同作為概念的名不能赤裸裸地存在,而需要作為語詞符號的名的表現或表達一樣,作為判斷或命題的意也不能赤裸裸地存在,同樣需要一定的語言符號來表達和展現。這種語言符號,《墨經》稱之為“辭”,所以說“以辭抒意”,即辭是用來表示對一定事件進行斷定的語言形式。據此,在“意”“辭”“事”之間,也構成了一個語義三角關系,也可以用圖3表示。

  

  圖3 “以辭抒意”的語義三角關系

  《墨經》中體現出的有關“意”“辭”和“事”的語義三角形,同在此之前的語義三角形相比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大進步,是過去的語義三角形的合乎邏輯的擴充。它對于我國先秦時期語義學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語詞符號表達思想內容有是否準確的問題,“以辭抒意”也有是否恰當的問題。《墨經》認為,判斷、命題是由名、概念構成的,因而,要使其表達的思想為真,從判斷自身來說,必須是名實相符。正如《經說上》所說:“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2]273在這里,名是判斷的謂項,即斷定項,實是判斷的主項,即被斷定項。“白馬是馬”這一判斷中,“白馬”是主項,是“所謂”的實,而“馬”則是謂項,是“所以謂”的名。因為白馬是馬類中的一個屬,它具有馬的內涵,所以,我們可以用馬之名以稱謂“白馬”之實。這樣,名實相耦,可以叫做名實合。

  另一方面,《墨經》也從辭與意、事的關系上提出了正確性的語義要求,這個要求就是所謂“信”。前面在講何為“意”的時候已經談到,《經上》說:“信,言合于意也。”[2]247《經說上》又說:“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2]247這里的“合”即符合,指言辭符號(或符號串)與“意”的準確結合,指判斷與事件一致。如果言合于意,意合于事,那么,言既信又當;如果言合于意,意不合于事,那么,言則信而不當。所以說:“信,不以其言之當也”。再以前面的例子來說,如果說失金于城上,使人登城尋而得金,這是言合于意,意合于實,既信且當;如果使人登城上尋而不得金,那么,就是言合于意,意不合于事,即信而不當。

  這里,《墨經》為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作為語言符號的“辭”存在著兩個要求:一是語言符號運用本身的準確性要求,一是從實際出發,與事件一致的要求性作為形式邏輯學和語法學,它可以只遵循第一方面的要求,而語義學則應同時遵循兩個條件,做到言意不悖,意事不違,全面貫徹“信”與“當”的要求。《墨經》的這一語義學思想,是十分成熟和深刻的,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以上我們比較詳細地探討了《墨經》中名、言、實和意、辭、事以及語言環境對語義的影響等重要的語義學問題。同以前的語義學思想相比,《墨經》對語義學的探討和研究都有明顯的進步。說《墨經》是一部深刻的語義學著作,在先秦邏輯語義學思想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絕非夸大之詞。

  原文參考文獻:

  ?        [1]朱志凱.墨經中的邏輯學說[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2]劉建生.墨子精解[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姓名:林勝強/付豪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北京时时彩开奖在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