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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化”的世界尋求合作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轉型社會學認識
2019年09月22日 08:04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5期 作者:李友梅 汪丹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當今世界面臨著文明破裂和深度全球化的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并正在推動世界共同邁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一個大“分化”的世界里尋求合作,這迫切需要人們洞察自身所處的人文世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復雜性,以及能夠協調差異、轉化沖突、營造重疊共識并推進全球合作治理的能力與智慧。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的創新實踐可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國智慧。

  關鍵詞:分化的世界/全球合作治理/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心態秩序

  作者簡介:李友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組織社會學,上海 200444;汪丹,上海大學社會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社會人類學,上海 20044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7ZDA11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4CSH035)。

 

  中國正在推動世界共同邁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雖然其起點落在經濟領域,但這個進程在要求中國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同時,必然也會要求中國相應地加快和深化政治體系、文化體系、社會體系等與經濟體系密切相關的諸體系的改革。當今世界面臨著文明共識的破裂和深度全球化①的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必須嚴肅而深入地研究不同制度文化和不同觀念文化間如何達成“共存的生態”和“共榮的心態”的重要問題,并向世界分析和詮釋中國自身的新角色和中國所倡導的全局觀,為世界提供理解“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國理解。本文將從“分化的世界”與多元現代性、“和而不同”“各美其美”②的心態秩序等方面,重點討論中國社會系統現代化以及與此密切關聯的社會體系和社會體制現代化的緊迫性,進而凸顯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創新實踐能夠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的中國智慧。

  一、分化的世界何以“共存共享”

  近十多年以來,世界出現了紛繁復雜的大發展、大變革與大調整,由此帶來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非常突出——全球增長動力不足,貧富分化嚴重,恐怖主義問題、網絡安全問題、傳染性疾病問題以及難民危機等威脅蔓延,人類正面臨著諸多需要共同應對的挑戰。當前,雖然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秩序的變革不斷加速,世界各國相互聯系與依存日益加深,人類生活被推向了日益蔓延且復雜交錯的聯系中。但是,在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這一目標上,人們能夠從基于多種多樣意圖的手段中建構起來的共同行動仍然缺乏,同時在這個意義危機的時代,如何選擇和確立價值體系關懷的最大可能性的共識都還遠未達成。

  我們共生在一個超常“分化”的世界中,遭遇著人類社會嚴重的“失序”問題以及由此所引發的“共存”危機。眾所周知,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持續深入,民族國家的經濟邊界日益弱化,互聯網、新興市場國家與全球市場正成為全球化的新動力,③但是,經濟全球化與世界市場自發作用的矛盾正日益突出,彼此間的張力日漸增長和凸顯。一方面,世界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協調世界市場“看不見的手”和各國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從而克服世界市場失靈的難題。另一方面,全球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全球仍有7億多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這既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的直接挑戰,也是一些國家(地區)社會和政局動蕩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隨著所謂個體化進程席卷全球,不僅形成了“個體化的社會”,包括中國在內,也出現了所謂的“無公德的個人”④,由此,人際關系的紐帶和社會整合的基礎似乎正遭遇到解構和銷蝕,傳統國家中的社群認同不斷下降。此外,更為復雜和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是,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運行機制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維系全球地位的方式方法變得模糊不清,而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完全走完傳統工業化進程,但為了應對裂變的世界和新的游戲規則,不得不以極高的成本和極大的代價去加快結構轉型升級,以至于其發展面臨著脫離本國社會文化土壤和自身過去的實踐經驗不斷失去意義的危險。

  當前全球化的趨勢和邏輯正變得越來越不確定,既有在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質疑多邊貿易體系、歐洲移民政策收緊的“逆全球化”現象下的“再全球化”,也有試圖擺脫已有全球治理規則、朝著本國利益方向另立新規則的“各國為己”走出“傳統結盟”格局的全球化。全球秩序出現新變化和新轉折,為創新全球治理理念并重建全球治理秩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如此“變動中的當代”⑤,我們可以深切地意識到這樣一種現實:本土治理轉型越來越與全球治理相聯系并相互嵌入,其中充滿了新的復雜性和新的不確定性。而從轉型社會學的視野來看,新的復雜性和新的不確定性的不斷生成恰恰為我們提出了“分化世界中的共存”這一深刻的全球問題,也即多元現代性如何既保持自身“文化主體性”⑥又不失世界性,多元現代性間如何共生共存并能相互理解與相互欣賞的深刻問題。這不僅是影響到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更是涉及基本文明格局與世道人心的大問題。為此,我們需要對當前深度全球化的特征及與之相關聯的全球治理進行深刻洞察,并面向未來做出新的戰略性判斷。

  第一,世界范圍內的核心命題從傳統政治轉向經濟競合,多種多樣的以跨界互動為特征的社會性異質區域快速形成,而與之相關的治理機制相對滯后。在此轉向過程中,人類精神產品特殊狀態的歐洲理論或者說美國式全球化日益成為人們心目中抽象的“普遍性”的價值。由此形成了影響廣泛的“歐洲中心主義式”或“霸權式”的思維方式,導致人類社會一面對世界性難題和挑戰時,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崛起時,就容易陷入一地霸權取代另一地霸權的思維陷阱之中。

  第二,全球資本與全球社會的對抗,⑦不僅導致全球民粹主義、草根政治與全球精英階層的對抗,也使得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社會動員得以可能,而應對此問題的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公共品卻嚴重滯后與稀缺。換言之,在當今市場競爭與資本流動已經全球化,但對經濟運作過程的宏觀調節卻仍主要局限在各民族國家范圍內的時代,如何既確保本民族國家的經濟效率、生存與競爭能力,⑧又能夠跨越民族國家邊界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財富資源的再分配,從而有效緩解世界范圍內的財富不平等問題,就顯得越發重要。這就需要在全球治理的范圍內不斷加大全球制度性公共產品的合理有效供給。

  第三,更為緊迫的是,全球已經進入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的深水區,以新技術革命掀起并日益凸顯的人性、道德、倫理危機,正在改變現代社會的運行邏輯與規則,人類社會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正在被系統化地重構,全球治理加劇轉化為“全球風險社會”⑨治理。全球社會對被資本、技術以及各種未知的、意外的后果所主導的人類未來仍然不能獲得比較清晰的方向和想象,這種無法預期甚至難以覺察到的“全球性風險”與顛覆性威脅,正在導致全球普遍的焦慮情緒。

  建立在上述判斷之上,置身于深度全球化背景之中,我們或將意識到當代人類社會正面臨著嚴峻的“共存”危機。這種“共存”危機,不僅表現為世界范圍內從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到風險分配的不平等⑩所引發的持續的地方社會變革與重組的危機,還表現為深陷于全球現代性的危機及多元化價值的沖突與協調困境。當前,各國及地區與世界的諸多要素不斷地被卷入相互適應、相互影響、相互改變的過程,意味著不同國家及地區間千絲萬縷的勾連并充滿不確定性的變革,都將對地方社會和全球社會慣有的向心力和運行機制產生重要影響。這也勢必進一步要求各國、區域與全球社會治理轉型跳出傳統思維框架,在理論、倫理、秩序和機制等方面尋求新的合作。

  不得不承認,在一個大“分化”的世界里尋求合作,是應對和解決當代人類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面臨的各種困境問題的核心,其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難題。憑借綜合國力優勢,西方國家一直被當作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者,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實踐社會治理的榜樣。然而,近年來西方國家治理危機加深,其制度合法性和權威性也日漸下降。與之相應,在全球正義不斷被提出的今天,更多發展中國家應被賦予參與全球治理的權利,推動建立更民主、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11)由此,當前人們迫切需要尋找多元價值、多元文化、多元社會共生共存的辦法。多元共生共存的理想圖景,是人的社會文化生活與自然相協調,人與人之間的聯系達致和諧的境界。要邁向這樣一種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境界,不僅需要人們洞察自身所處的人文世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復雜性,而且需要能夠協調差異、轉化沖突、營造重疊共識(12)并推進全球合作治理的策略能力與大智慧。

作者簡介

姓名:李友梅 汪丹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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