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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研究”轉換與發展社會學的學科更新
2019年08月25日 16:4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年第4期 作者:田毅鵬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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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二戰后曾極盛一時的以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研究為主旨的發展社會學便開始面臨嚴重的危機。來自各方面的批評集中地表達了對這一分支學科的不滿,諸如研究模式宏大、缺少經驗性、以歐美社會發展的理論和經驗為前提預設,導致發展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具有較為明顯的封閉性等。而從功能研究的角度看,作為以發展為對象的學科,無論是事前預測還是事后解釋,都難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種激烈的批評均直接或間接地指向發展社會學的“模式研究”,認為無論是模式研究本身,還是依托于模式建立起來的理論體系框架,都因其理論體系過于宏大而缺少聚焦,難以對非西方國家的發展現象給出深刻的解說,從而使學科陷入整體無力的狀態。但吊詭的是,幾乎在發展社會學走向衰微的同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由經濟快速發展引發的社會性的流失及“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現實社會的劇變實際上已向發展社會學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如何改善發展社會學的模式研究和理論界說,更新學科的研究內容及形態,形成新的突破點,以回應時代的挑戰和需求,切實推進發展社會學獲得新的發展,便成為發展社會學學科發展和轉換的關鍵。

  一、“模式研究”的內涵及其危機

  如前所述,發展社會學早在二戰后誕生之初,便是以“模式研究”為其主題和旨趣的。在發展社會學的研究者看來,發展社會學之所以能夠取得當年輝煌的研究業績和社會影響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由“模式研究”而釋放出的理論解釋力和實踐指導力。的確,在發展社會學的早期,無論是現代化理論,還是隨后的“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新現代化理論”等,都試圖將其理論分析建立在具體的模式研究的經驗基礎之上,在其發展理論構架的背后都存在著一系列具體的經驗模式作為支撐。由此,我們可以說,發展社會學研究實際上就是以發展模式研究為核心內涵的社會學分支學科。正是那些頗具影響力的具體的發展模式,推動了發展社會學的快速發展并走向繁盛。

  (一)模式研究的蘊涵

  所謂模式,一般是指某種事物的標準形式或使人可以照著做的標準樣式。發展社會學研究中的“模式”主要是指通過經驗研究及理論化的提煉和抽象概括,形成一種具有可復制、可借鑒的發展經驗模式。英國社會學家安德魯·韋伯斯特在《發展社會學》一書中,即圍繞著“依附于資本主義的不發達模式”和“替代發展模式”展開了初步的探討和論述,①為模式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也提出了經濟模式的概念,注重探討經濟發展與社會因素的關系,認為所謂經濟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的路子”,②進而引導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經濟模式的比較研究,形成了發展模式研究的高潮。在發展社會學的研究中,模式研究之所以居于如此重要的核心地位,主要是因為其內涵的豐富性和深刻性,表現在:(1)模式研究的歷史性和理論性。發展社會學理論派系所研究和揭示的具體模式,雖然各具特色,但其共性卻在于都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發展積淀起來的典型,都有一個起源、形成、發展及走向衰落的過程。在這一意義上,發展模式都具有較為厚重的歷史承載和經驗性。發展社會學繁盛期所形成的“東亞模式”、“拉美模式”都是如此。但與歷史學視角下的發展模式研究不同,發展社會學的模式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其重點關注的主要不是模式和經驗的歷史敘述,而是通過模式的研究和分析,進而提煉出一種重要的理論模式和分析框架,這使得模式研究具有一種極其典型的理論分析取向。這種理論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對模式的基本評價和判斷。如基于發展主義,其所肯定的發展模式一定是“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目標,依據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業化、國家干預或市場機制,產生出不同版本的發展主義學說——自由市場、外向型經濟、依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③而基于新發展主義,其所推崇的發展模式必定是“力主第三世界各國擺脫西方現代性的價值尺度,拒絕西方主流的現代化發展道路,選擇一條尊重各民族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符合第三世界國家社會發展實際的‘另類’發展方式和路徑。”④

  (2)模式研究的導向性和可復制性。在發展社會學學科的形成期,主要強調學科在揭示社會發展趨向問題上的認識和預測功能。既然社會科學承諾以科學實證的方式研究人類行為和社會發展,那么,作為其分支學科的發展社會學所提煉概括出的發展模式理應具有可復制、可證偽和非主觀性。正是基于上述判斷,學界普遍認為,“發展社會學是一門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發展與現代化的學科。發展社會學是一門分支社會學,也是發展與現代化研究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⑤作為社會學學科體系中重要的分支學科,發展社會學最為突出的特點在于,其不是簡單地描述發展現象和過程,而是對紛繁復雜的發展現象做出模式化概括。既然發展現象已被置諸發展模式的高度,其模式自然應該具有可復制性。何況就模式的本意而言,主要是指“人類社會從一種較低級的狀態向較高級的狀態轉化時所遵循的原則、途徑、程序和方式等。”⑥迄今為止的模式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其可復制性為前提條件展開的。而模式的復制推廣之所以成為可能,主要是因為此種模式體現了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發展的普遍性和規律性。

  (3)發展模式的批判性。既然發展社會學將“未發展”、“欠發展”、“遲發展”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作為其學科追求最為重要的核心目標,就自然要通過各種手段和措施,排除一切不利于發展的障礙因素,從而集中地體現出發展社會學學科的反思批判性。發展社會學學科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一般是通過“人的現代化”、國民性批判和比較現代化兩大研究專題加以展開的。在“人的現代化”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是英格爾斯和麥可勒蘭德等學者,他們認為“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后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制度與經濟賴以長期發展并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⑦如果一般國民尚處于傳統狀態,不具備現代人的品格,此社會便難以實現現代化。以上述理論為支點而衍生出的對“后”發展國家國民性持續而激烈的反思批判,構成了發展社會學的重要內容,其對發展中國家所展開的批判極為尖銳,且帶有整體性。而在比較現代化研究的領域中,雖然也存在著布萊克等對發展中國家發展現狀持理解態度的現代化道路多元論者,但多數研究者的比較研究實質上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論”的研究取向,往往持一種以“西方”批判“東方”的基本理路。

  (二)模式研究的危機

  不容忽視的是,發展社會學的模式研究早在學科起源發軔期便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而且這種局限隨著學科的進一步發展愈加凸顯,對發展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于是,模式研究開始被質疑,有的學者為了反對那種發展模式的盲目照搬,甚至主張用“發展類型”概念取代“發展模式”。⑧因為從字面上看,模式本身具有可移植、可復制的涵義。與“發展模式”概念逐漸走向低迷不同,“全球化”等概念卻空前活躍,大有取前者而代之之勢。具體而言,模式研究走向“被凍結”狀態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發展社會學主導下模式研究理論預設的偏頗。發展社會學的模式研究,從一開始便主要是依據現代化理論、建立在“傳統—現代”兩分法的分析框架基礎之上的。縱觀西方社會發展理論的演進史,我們可以窺見一條清晰且連貫的理論譜系和分析線索。如涂爾干的“機械團結社會”與“有機團結社會”、滕尼斯的“社區與社會”等,都是此類發展觀的經典表述。應該承認,上述理論對人類走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發展趨向作出了比較清晰的概括,但如果將這種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兩分法”絕對化,則必然面臨挑戰,因為一般說來,歷史上真實的社會發展演進往往呈現出由過渡性和混合性所構成的一種“重疊性”,“在過去的200年歷史中,傳統與現代化,這兩者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不是簡單分離和簡單對立的,可以說,到處都有某種程度的重疊性,到處都有一種不平衡的平衡,盡管重疊點與平衡點總是在不斷向前移動的。”⑨此外,這種基于兩分法所做出的諸多理論判斷,實際上并不是建立在非西方國家經驗基礎之上的。牛津大學研究員基恩·格里芬曾指出:“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大部分是由在西方工業國家生活和受教育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事實上,有些經濟學家撰寫關于不發達國家的著作時根本沒有去過那里,還有一些人雖然可能訪問過一個不發達國家,可是從他們的寫作來看,好像他們只看了那里的首都,或許再加上幾個大城市。而且,幾乎所有這些經濟學家都對于他們據以制定理論的那些國家的經濟史,知之甚少。”⑩

  2.發展社會學研究主題錯位的危機。在二戰后社會科學發展的進程中,發展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而著稱的。如在亞當·庫珀等主編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即對“發展”詞條作如下介紹:“這是一個跨學科的學科組,研究的對象集中于分析和解決發展問題,特別是人們所說的貧困的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那些問題。以這種方式組合在一起的這類學科包括經濟學、地理學、政治科學、公共管理、社會學和人類學等;而且,越來越多的技術學科也漸漸地加入進來。”(11)既然如此,我們在界定發展學科分工時,就應充分考慮到各發展分支學科要努力分守其特定領域,而不能簡單地趨同化。以東亞發展研究為例,迄今關于東亞的發展社會學研究,其學術話語始終具有強烈的“經濟取向”,其所關注的“社會發展”實際上主要指的是“經濟發展”,即以“經濟發展”替代和覆蓋了全方位的社會發展。相對于經濟、政治、文化而言的狹義的“社會發展”,事實上已被置于邊緣地位,很少被提及。如果說在戰后初期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東亞各國在回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挑戰過程中,為建設強大的民族國家、改變經濟落后局面、實現自己的“趕超式發展”而采取“發展主義”的發展方略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么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在“新發展主義”漸成社會主體發展思潮的背景下,我們的東亞社會發展研究亦應隨之實現歷史性轉變,即在關注經濟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的同時,也重視狹義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發展”。在這一意義上,發展模式研究所面臨的實質上是一種主題錯位的危機。

  3.發展社會學素來推崇的模式研究,主要是以國家或地區為單元展開的,其目的在于揭示以國家或地區為單元的發展。此種發展單元選擇雖然在發展社會學的發軔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其問題在于,此種選擇單位忽略了現代社會發展復雜的層級性,使得發展社會學研究偏重于從一個宏觀的戰略高度加以展開,在缺少具體的地域發展和個體行動者參與的前提下,必然缺少經驗性,從而走向空泛。此外,以國家為單元的發展模式研究,著重強調國家的作用,但對政府以外的市場和社會力量強調不夠,對于國家以下的“地方”及“個體行動者”更是鞭長莫及,故此種類型的模式研究更為重視發展模式的一般特征及其運行規律研究,忽略了復雜的地方性、地域性及個體行動者等影響制約條件。

  4.發展模式及其理論承載的意識形態色彩極其濃厚。眾所周知,戰后發展社會學勃興之際,正是以美國和蘇聯為主體的兩大陣營激烈對峙的時期,其對峙的社會意識形態極其濃厚。為了爭取兩大陣營間的“中間地帶”的加盟,兩大陣營競相開出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作為示范。在上述歷史背景下的“模式”界定自然帶有極強的意識形態色彩。“美國政策制定者越來越把現代化理論看作是一種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相抗衡的思想。我要指出的是,現代化理論絕不僅僅是一種純粹學術性的學說。到20世紀60年代時,現代化理論已經成為一種關于進步的幻象,它預言世界的未來發展方向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非革命化的。作為一種有吸引力的學說,現代化理論似乎也成為一篇‘非共產黨宣言’。”(12)上述特別強烈的意識形態對立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模式研究的學術性,也直接降低了其影響力。

  總之,缺少經驗事實作為基礎的發展模式帶有虛幻性,難以支撐發展社會學所做出的任何承諾和解釋,導致學科陷入了一種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困境。此外,發展社會學研究主題同經濟學等傳統社會科學的重疊導致學科邊界的模糊,“使本來已經確定的東西變得不確定,使本來已經清晰的東西變得混亂,而且使本來顯得協調的概念內部產生了矛盾。導致發展這一概念也是模糊的、不確定的、神話的、貧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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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田毅鵬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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