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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山東為官多年,搜尋古書宏富,纂修志書數部,刊印書籍多種,為山東文教事業作出了諸多貢獻。 [齊魯人文]胡德琳:久任齊魯,癡心文教
2019年06月04日 11:08 來源:大眾日報 作者:鮑青 席真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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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鮑青 通訊員 席真

  在聊城市東昌府區的明清文化史上,有“十賢”的說法,其中包括“明七賢”和“清三賢”。而在清代乾隆年間,曾兩任東昌府知府的胡德琳,是“十賢”中唯一的外籍人士。

  胡德琳能以異鄉人士而入“十賢”之列,源于他對聊城文教的重視和弘揚。他編纂成書《東昌府志》,出資建成“啟文書院”。在書院門口,他親題一副楹聯,曰:“接武巍科三狀首,傳薪正學七先生。”意為書院讀書的是榜首三狀元式的學子,教學的是傳授正學的七先生式的老師。三狀元指明代茌平朱之蕃,清代聊城傅以漸、鄧鐘岳。七先生則是傳播王陽明心學的王道、穆孔暉、孟秋、王汝訓、逯中立、張后覺和趙維新。胡德琳此聯,是要以先賢榜樣激勵莘莘學子。

  到了道光年間,東昌府知府朱錦琮將“明七賢”改祠于啟文書院。他在增列鄧鐘岳入祠之時,也特意“旁以郡守胡德琳配祀”。

  為官“愿法循良”, 興文要求“立志”

  胡德琳祖籍安徽休寧,世代以經商販物為業。到了胡德琳父親這一代,家族將生意轉移到了兩廣地區。后來,父親安家落戶于廣西桂林。

  等到胡德琳長大后,就和兄長胡德球一起外出參加童試。因為考試表現優異,二人都得到了時任廣西學政沈慰祖的器重。沈慰祖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擔任廣西學政,他上任后“操守清廉,品詣醇謹”,“能凜遵圣訓,矢慎矢公,按試各棚,首議整飭學校為己任,一切考試鼻竇剔除凈盡,士心悅服,癢序肅清”。對廣西學子,他多有提攜。

  沈慰祖的學識和志趣,對少年的胡德琳影響深遠。后來胡德琳每任一地,無不倡文興教、獎掖士子。

  乾隆十年,新上任云南學政的翰林院編修張為儀行至貴州貴陽,突發疾病亡故。朝廷決定,云南學政的空缺由沈慰祖填補。臨行之前,沈慰祖特意勉勵胡氏兄弟,要求他們埋頭苦學,于科場實現人生價值。

  乾隆十二年,兄弟二人高中鄉試桂榜。胡德琳為鄉試第七名舉人,而哥哥胡德球則高中解元。胡氏兄弟同舉于鄉試,一時名震全省。

  乾隆十六年,逢皇太后六旬大壽,朝廷開恩科以表慶祝。次年,胡德琳赴京師參加會試恩科,殿試后名列二甲進士。在京考試期間,他和書法名家翁方綱成了好友,并成為同年進士。

  科考期間,胡德琳還完成了自己的一件人生大事——娶妻。他的夫人有一個頗為男性化的名字——袁杰。而袁杰的堂哥,則是清代大才子、著名詩人袁枚。

  胡德琳的科考名次雖然不低,但卻沒能留在朝廷,被簡放到四川任什邡知縣。

  上任伊始,胡德琳就展露出自己關注民生、重視文教的特點。為了表明自己的為官心跡,他在知縣衙門上題寫了“愿法循良”的匾額。

  這并非官場作秀,而是心跡坦誠。當胡德琳發現當地交通要道“連云橋”朽爛不堪,嚴重影響百姓出行后,就數次實地調查,并出資重修此橋。他看到當地方亭書院“隘且卑也”,就募資擴大規模,選聘良師。他還撰寫《重修方亭書院記》,借古今圣賢求學事跡來勉勵士子矢志向學。

  據《什邡縣志》記載,方亭書院修葺一新后,胡德琳特意“錄朱子(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于講堂屏門,懸匾額大書‘立志’二字,又錄朱子滄州精舍諭學者一則”。

  編修志書,刻印經籍

  后來,胡德琳歸鄉丁憂守孝。到了乾隆二十五年,胡德琳由蜀入魯,調任濟陽縣令。濟陽縣自順治以來,科舉之業不振,魁星閣傾圮,邑志失修已有百余年。胡德琳到任后,將魁星閣移建于城東南隅,廣闊其規模以扶文興教。接著,他與門下文人征集舊志遺稿,再考古證今,為之拾遺補闕,最終成書《濟陽縣志》十五卷。

  在濟陽任上,胡德琳還積極搜羅編排張爾岐的著作《蒿庵集》。張爾岐是清初著名經學家,顧炎武對其評價極高:“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張爾岐雖然著述宏富,但刊刻不多,流傳不廣。于是胡德琳決意為他刊刻著作。待刻印完成后,胡德琳已經調任他地。但他依舊抽出時間為《蒿庵集》作序,他在序文中感嘆道:“噫,先生之沒幾百年矣。余承乏濟陽凡五六年,求其集未得。由是而歷下,而任城,又六七年,無時不以先生之集為念。蹉跎至今日,始克成之,豈有數于其間耶?抑篤行之報,必久而彌光,天道然也。先生之書已刻者,今已呈乙覽,其未刻如《春秋傳議》《老子說略》諸書,我知當有好事者共完此愿力焉。”

  乾隆三十一年,胡德琳調任歷城縣令。此時當地縣志已“百余年來曾無踵修”。胡德琳次年三月就決定設局修志。約三年后,志書終于能夠脫稿成書。此時胡德琳已經調任濟寧,不久又調任東昌府知府。為了確保志書質量,他將書稿帶往濟寧、東昌任內,“凡三易寒暑,簿書之余,時勤校勘”。經過三年多時間的修改,終于將志書校勘刪改完成。他于乾隆三十六年自撰序言,并致函山東政學兩界名人,請求他們審閱作序。乾隆三十八年春,胡德琳接到合計九篇序言,將它們納入志書合刻刊行。

  在濟寧州短暫任期上,胡德琳也堅持開局修志。他調任東昌府后,修志事業由接任者繼承,并最終成書付梓。

  上任東昌府后,胡德琳歷時兩載,數易其稿,至乾隆三十九年修成《東昌府志》。乾隆四十二年,志書終于付梓刊行。此時,胡德琳已先被革職、后又捐復,嘗透了宦海浮沉的心酸。令他頗覺安慰的是,《東昌府志》刊印之時,在“總裁”一欄中,依舊署名“胡德琳”。

  胡德琳在山東每任一地,總是留意牽掛修志等文教事業,為保存本土文化付出了諸多心力。

  興教東昌,牽連罷官

  胡德琳上任東昌府后,委托著名篆刻家黃易刻了兩枚印章。其一枚曰“書巢”,因其喜愛藏書,更愛搜羅書籍,所以將自己的藏書樓命名為“書巢”。袁枚也曾說:“(胡德琳)所癖嗜尤在于書,署中縹素山積,躬自排比。”

  另一枚印章則選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兩句,以體現胡德琳自己的政治理想。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工程開始啟動。乾隆帝為了修書,向各省督撫、學政發出了征集書籍的諭令。而各省督撫也將此命令轉交地方知府去完成。

  胡德琳因為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被山東巡撫徐績委任負責搜羅審閱之責。經過他悉心采擇,“除尋常書籍無庸開列外,得有古今書籍一百七十二種……后又得書一百九十二種”。

  在忙于搜尋古書之余,胡德琳也繼續在任職地復興文教。他將始建于宋代、初名“自公亭”的小園林,以自己官俸擴建完善成為官家花園。乾隆帝后來巡游該園,取杜甫詩句“名園依綠水”意,為此園題名“依綠園”。園內建有諸多景致,被譽為江北名園。

  次年,胡德琳將東昌城內孫家胡同私人宅院改建成啟文書院,并作文以記之。啟文書院內有照廳、門房、講堂等,其內周墻復壁,榱角煥然,成為東昌府最大的書院。他在啟文書院寫下楹聯,以先賢事跡勉勵當下學子。到了道光年間,東昌知府將“明七賢”移祀于啟文書院,并增配清代狀元鄧鐘岳、前任知府胡德琳。這是后世對胡德琳治理東昌府的肯定和褒揚。

  正當胡德琳在東昌府積極施政時,太監高云從泄密案爆發。乾隆時期,皇帝常常將天下重要省份道府官員的表現,秘密記錄在文卷中,以作為日后提拔升用的參考。這些秘密記錄,都由宦官高云從負責保存。

  高云從借助這個優勢,靠泄露乾隆帝的記錄來結交朝中大臣,并囑托地方官安排自己的親屬為官。此事經人彈劾后,乾隆帝高度重視,親自主持查案。

  此案涉及軍機大臣于敏中,侍郎觀保、蔣賜棨,粵海關監督李文照及山東按察使姚立德等多位官員。最終高云從被處斬,弟弟高云龍、高云惠等發往伊犁為奴。大學士于敏中革職留任,相關官員多被革職查辦。

  胡德琳在東昌知府任上,曾受按察使姚立德的委托,舉薦高云龍到臨清知州王溥處作了長隨。胡德琳雖沒有直接結交高云從,卻依舊被革職查辦。

  數度捐復,抑郁而終

  胡德琳被革職后,深覺有苦難訴。過了幾年,他將“捐復”視為自己恢復原職的最佳選擇。

  早在乾隆二十六年時,捐復就開始走向興盛。當時全國遭受大面積水災,河南因黃河決口而受災尤甚。為了募集治河資金,乾隆帝聽取大學士劉統勛建議,開“豫工事例”,允許大家通過捐納來獲得官職。此后每逢大事,捐目日多。

  到了乾隆四十一年,胡德琳通過捐納重新進入仕途。先是山東巡撫楊景素為他上奏,請求“恩準已革候補知府胡德琳捐復原官”。此奏折得到了乾隆帝的允準。當年八月,楊景素又奏請委任于易簡署理登萊道、胡德琳暫時署理青州府知府。兩個月后,楊景素再度上疏,請求以胡德琳補授萊州府知府。

  胡德琳當時還留宿在東昌府,接到朝廷任命后,隨即離開寓所,上任萊州。

  可惜的是,經過宦海浮沉,胡德琳的銳氣遭受重擊。革職起復之后,胡德琳心灰意冷,選擇隱忍自保,變得異常低調。

  胡德琳的低調卻未換來好運。幾年之后,胡德琳再度因牽連他事而被革職。這次,他依舊選擇靠捐納復官。

  乾隆四十八年,胡德琳為捐復之事寓居京城,并與翁方綱等人唱和。次年,翁方綱作《續六客詩序》,將胡德琳列為“續六客”之一。不久,經過捐納,胡德琳再度出任山東泰安知府。

  人生暮年,胡德琳再度“緣事被議,有余罪”,經過弟弟胡德瑯“納鍰代贖”才被釋放。此后他寓居曹州,任曹州書院山長。在曹州時,胡德琳和孫星衍等文人雅士常常相聚。

  胡德琳一生三次革職,袁枚稱其“三仕之,三已之”。袁枚《隨園詩話補遺》載:“胡書巢太守官罷,兩次捐復,家資搜括已盡,第三次再捐。”《臨桂縣志》也記載,胡德琳為官本身清廉,又喜歡捐俸刻書,因而家無余資,頗為清貧。但胡德琳為了證明自己清白,在曹州繼續等待捐納復官。

  為了勸說胡德琳,袁枚特意將宋人詩作《詠被虜女子》寄去,其中有“到底不知顏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之語,借此婉言規勸。但胡氏最終不聽袁枚之言,卻未及補官而病卒。

  胡德琳病故后,袁枚為其代刻《碧腴齋詩集》,并葬之于金陵瑤坊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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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鮑青 席真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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